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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蜀乱天府之国变人间炼狱（第1页）

第二十章蜀乱——天府之国变人间炼狱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四川，清军破内江。

几个人神情疲惫地走在内江通往威远的林间小道上，在这群人中有一个叫欧阳直的书生。在这林木阴森的山路中，他们一行人精神高度紧张，他们恐惧的既不是乱兵，也不是山中会出现的毒虫野兽，而是在两边茂密的林木中的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民，他们始终和欧阳直一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群人在阴暗的丛林后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他们，突然一位伤重的同伴被几只手拉进了林木中，透过林木可见流民们马上开始在他身上啃咬，一个个眼中露出了瘆人的绿光。欧阳直一行人见状加快了步伐，虽然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但是求生的欲望还是指挥着他们的双脚小步快跑地走出了这片森林。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掉队，会被林子里的人吃掉。没错，就是人吃人，这种事他们已经碰见过很多次了。

在明末清初的近半个世纪里，天灾、兵祸、虎患、瘟疫先后肆虐着川蜀大地，人类文明遭到严重破坏，让这片昔日的沃土呈现出寥无人烟、野兽横行的惨状，宛如人间炼狱。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军占领四川全境后开始审核户籍，此时全川人口竟然只剩下八万左右，而且这八万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移民，以至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走马上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面对蜀地破败凋零之惨状感叹：“有川之名，无川之实！”

逃出密林的欧阳直可以说是整个蜀乱的经历者，他先后目睹过瘟疫的流行、张献忠部队的滥杀、从“摇黄”的大本营脱险，还经历过“虎口余生”“人相食”的惨剧。欧阳直是幸运的，他躲过了发生在蜀地的这场浩劫，并且著有《欧阳氏遗书》一书，将自己目睹的人间惨剧完整真实地记录在了书中，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就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平心而论，明末的蜀乱是自然气候和政治腐败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通俗地讲就是“天灾”和“人祸”。在17世纪，全球都经历了气候异常的现象，极端的天气对中高纬度国家影响尤为严重，甚至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气候史研究结果表明，彼时北半球气候异常寒冷，冬季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2摄氏度。其中明万历二十八年至崇祯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而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这一段时期的极点。不但是中国，朝鲜的南平曹氏在《丙子日记》中也对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作了第一手的记录。反观后来清朝康熙时期实现的“康乾盛世”，除康熙帝具备极高的治国才能之外，与小冰河期结束、气温普遍回暖给北方农业带来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作为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王朝，恶劣的气候对国家的影响不亚于今天的经济危机。因为在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年平均气温每增减1摄氏度，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周到4周；中国广袤的农业生产基地基本都处在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性气候地区，气温与降水之间关系密切——气温高，降水多；反之则少。所以，明崇祯时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旱灾，而大灾害过后一般又会并发虫灾等次生灾害。

河南人郑廉所作《豫变纪略》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翔实的史料。据书中记载：“崇祯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九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可以看到的是，从崇祯三年起的十余年间，作为北方农业生产基地的河南基本上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旱灾、虫灾交替发生，这里也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崇祯时期发生的大旱不仅局限于河南一省，其受旱范围之大百年未见。北方的主要粮食产区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都连旱五年以上，且在此期间很多灾区都并发虫灾。到了崇祯十一年，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论东西，不分南北，竟然形成了近千公里的特大灾区，全国共有二十多个省份受到旱灾的严重影响。到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灾情扩散到黄河长江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四川亦受到波及，与此同时长江流域迎来了大面积的蝗灾。

自然灾害的袭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老百姓没饭吃。曾任兵部尚书的吕维祺上书朝廷说：“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生存是人的本能，没有吃的就要找替代品。此时有些地区的饥民开始吃蓬草、树皮，还总结出了“榆树皮较为好吃”。灾区的榆树皮吃完了，有些人又发现了可以吃的土块，可惜这只是一种胀腹的假象而已，吃土的人“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灾情之下，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一两，仅仅过了一年，米的价格就疯涨了三倍以上！这个价格还不算太离谱，四川地区的粮食价格已经高得让人无法想象了，据《蜀碧》记载，蜀地其时两升珍珠竟然都难买一碗白面。价格已经不是关键了，因为粮食的总量是缺乏的，总有人吃不到粮食，而这些人自然就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沉重的赋役、严重的土地兼并本来就已经让社会矛盾激化，这次百年未遇的自然灾害更是压垮了明朝脆弱的神经，迫使农民揭竿而起，很快席卷大半个中国。

公元1644年，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十分特殊的一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四个年号：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李自成政权）永昌元年、大西（张献忠政权）大顺元年。四川之所以会发生兵祸，跟这四个政权并立有着很大的关系。从公元1644年张献忠破万县入川开始，四川历经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乱。其间张献忠的农民军、明朝残余军队、清军和一部分李自成部在昔日的天府之国进行了犬牙交错的拉锯战。清军平定四川后的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镇守云贵的吴三桂起兵反清，四川再次受到波及成为战场，无数百姓亡于战火。

封建社会的战争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战争期间“玉石不分”，百姓卷入战祸丧命的概率相当大。而蜀乱期间的兵祸更甚于其他的王朝更替时发生的战争，彼时一方面是压迫日久的底层农民阶级的情绪大爆发，另一方面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两种意识形态的碰撞，以致战争中出现了大量的非理性、不人道的虐杀行为。

公元1645年，成都南门外的河流已经变成血红色，河水被尸体阻塞，流动缓慢，周围的空气散发着难闻的尸臭和血腥味。然而对读书人的屠杀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前来应试的考生被集中在大悲寺，每个人都要通过张献忠严格的审核，除年龄较小和他看得顺眼的人之外，其余考生被士兵依次带往城南。这些考生满心欢喜，以为是赶赴考场。然而当到达城门时立刻被兵士剥去衣服，押到桥上，用刀斧砍入水中。屠杀持续了三天，其计划之缜密有序、手段之残忍令人咋舌。据《蜀警录》记载，约有一万七千人在此次屠杀中殉难。然而这只是张献忠为魔一世中疯狂杀戮的一个小小片段。

公元1644年，张献忠西进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大西政权存在于公元1644—1647年，行政范围大约在今天的四川省。政权虽然只建立了短短的三年，但在四川主政时期张献忠却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张献忠在这三年中以自己的方式接管四川，他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杀”。

在蜀乱期间，张献忠一共屠杀了多少四川人？据清初毛奇龄编著的《后鉴录》统计，明末蜀乱死于张献忠刀下的人数约为200万！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登记在册的四川人口约为310万，但是考虑到瞒报、漏报等因素，根据经验推算当时蜀地的人口在600万上下，可以说蜀地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张献忠的刀下。毛奇龄在康熙时期参与了政府组织的《明史》的编修，使其能够有机会较为广泛地接触到当时的史料。他生于公元1623年，亲历了明末的兵祸。毛奇龄在做学问方面十分严谨，力求“字字质正”“句句可考”，由此可见《后鉴录》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客观真实的。

张献忠出身卑微，世属军籍，成年后他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军队。然而明朝末年军备废弛，士兵被克扣军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张献忠的生活不但没有保障，还经常被军官体罚。有一次他被人诬陷**掳掠，差点被正法，虽然得到赏识他的军官力保逃过一劫，但是军队的饭碗却丢掉了。回到家后不久，他又被官府抓到大狱，背上了勾结匪盗的罪名，最后因为证据不足被放回了家。作为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成员，目睹的都是社会上最阴暗的事，再加上自己这一阶段的经历，张献忠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也造成了他仇视社会的扭曲心理。

公元1645年，张献忠的军队在川南与明军对抗中屡屡失败，军事上的失利让他恼火不已，这时入主成都才两年的张献忠竟然决定屠城，因为他觉得是成都的百姓暗通敌军才导致自己节节失败，为此他亲自做了极为详细和周密的布置。在张献忠军中长期随行的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亲历了这次屠杀，并详细地记录在了《圣教入川记》中。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张献忠以军事演习为借口，组织全城的百姓有序出城，等待集结完毕后，张献忠亲自率马队来到南门外沙坝桥边开始指挥屠杀。顿时城外无数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士兵刀砍斧劈，哀号之声震耳欲聋。有些人看见了马队中的张献忠立即跪地哭求：“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然而张献忠不但毫不动容，更是驰马跃入人群践踏。就这样，将被带到城外的百姓屠杀殆尽。据《圣教入川记》记载，当日城外“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圣教入川记》主要记叙天主教在四川的活动，包括明朝末年四川地区天主教布教过程，也记载了明末张献忠制造四川大屠杀的详细经过。内容大部分来源于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的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这两位西方人深得张献忠看重，跟随其多年，其记录的文字可信度较高。

同样的屠杀行为在四川各地进行。在简州，全城百姓同样被有组织地搜押出城，张献忠的军队先是选出他们需要的人员，随后将剩下的老少无辜屠杀殆尽。据清代学者彭遵泗所著《蜀碧》记载，张献忠部以“砍剁手足”计功，集二百双便可晋升“把总”。其部队还发明了名目众多的虐杀方式——把儿童放入火堆烧死叫“贯戏”，拿长枪把人从背部挑起来刺死名曰“雪鳅”，经常将人杀死后用内脏来喂食驴马。四川人费密，一个蜀乱亲历者所著《荒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公元1645年张献忠部孙可望率军屠阆中，所到之处人手堆积如山，断指手骨散落田野，就连躲藏在山野的老人妇孺也屠杀殆尽。可见张献忠虐杀蜀地百姓的事实和其军队的残暴。

在日常生活中，张献忠对待生命也是如同儿戏，发怒要杀人，生气要杀人，就连喜欢一个人也要杀死他。

公元1644年，张献忠举行了一次武科考试，一个名叫张大受的考生拔得头筹，受到张献忠的亲自接见。在大殿上见张大受身长七尺，气宇轩昂，而且作为武状元的他诗词书画兼通。张献忠对他十分喜欢，马上赐予金币刀马，赐宴同坐。次日又命御用画匠为张大受精描肖像，复赐美女家丁几十人。欢喜之余，张献忠环顾左右说：“老子太喜欢这个状元了，喜欢得一刻也离不得，见了又要给赏，老子简直不敢再见其面了，怎么办呢？”正当众人不解其意时，他突然下令“杀掉张大受”。可怜只当了三天状元郎的张大受就在张献忠的“无厘头”思维之下命丧黄泉。

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严重怀疑长期以来高强度的征战和复杂的环境导致张献忠精神失常。《圣教入川记》中记载“然有神经病，残害生灵”。特别是进入四川之后，经常是无征兆地下令杀戮百姓或者官员，而过后常常会表示后悔。这是典型的“反社会型人格”精神病的表现，而且罹患这种疾病的人童年大都在恶劣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中成长，这与张献忠的出身高度相似，这种病症的典型症状就是易怒，常为小事做出不计后果的行为。如果这一记录真实的话，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献忠能够做出如此暴虐的行径了。

入蜀短短三年，张献忠对四川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公元1647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绞杀，张献忠死了，然而蜀地的苦难并没有结束……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重庆外围的中军大营里虽然灯光昏暗，但是依然掩饰不住帐内清军主将的兴奋，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此役臣斩首数万，所获骡马无数。复入内江，击破张献忠部一百三十六营，斩首两千三百，四川大定。”写奏折的人就是清和硕肃亲王豪格。

由于历史上清政府在修编《明史》的时候，有意将史料中对清军入川时的破坏做了销毁与隐匿，现在要比较精确地统计清军的屠杀人数已不太容易，但是从现存的档案和资料中还是能够从侧面分析出清军对四川人口的破坏情况。

清军在入关初期的战役中，常常以劫掠来犒赏兵士，伴随而来的自然就是屠杀。稍遇抵抗，无论军民都无差别地屠杀一光。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清军由吴三桂率领与南明军队大战阆中，兵士死者一次就达四万多，尸体竟然将江水堵塞。在吴三桂给清廷的捷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擒斩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而顺治接到了奏折后竟然直接下达屠杀原则，就连俘虏也要杀干净。有了皇帝的首肯，在剿灭张献忠部及南明势力的战争中，清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