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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献身（第2页）

1882年，当纽约市的医生格雷姆·哈蒙德安排他的几个朋友帮他上吊时，解释说他希望这一实验能产生相关信息，令处决犯人更迅速也更人道。他特别想确定单独压迫血管和气管哪个能造成快速无痛的死亡，或者行刑者是否也有必要使犯人的脖子脱臼。哈蒙德当时二十四岁，刚从医学院毕业一年，他的实验给人一种青年人逞强好胜的感觉。

哈蒙德坐在一把椅子里，一个朋友将毛巾绕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同时扯毛巾的两端，将它拽得越来越紧。另一个朋友站在他面前，监视着他的面部表情，同时用一把刀不断重复地扎他的手来测量他对疼痛的敏感度。随着毛巾被勒进他的脖子，哈蒙德体验到一种暖热、麻刺的感觉，这种感觉从他的双脚开始，迅速蔓延到整个身体。他的视线变得模糊，他的耳中有鸣响，他的头感觉就快要炸开了一样。在一分二十秒之后，“所有敏感性都消失了”。他的朋友停下来让他休息了几分钟。然后他们又重复了这项实验。这一回哈蒙德只过了五十五秒就失去了所有感觉。他的朋友扎他的力量大到在他手上扎出血来，但哈蒙德什么也没感觉到。

当这场酷刑结束，哈蒙德得出结论：“为了获得迅速且无痛的死亡，使脖子脱臼既无必要也不可取。”

后来，哈蒙德成了数个美国奥林匹克运动队的队医，有了一段卓越的职业生涯，但另一场濒死体验把他的名字再次写进了报纸。1913年12月，哈蒙德走进纽约运动员俱乐部的一间电梯。突然一根电缆断了，然后电梯向下掉了三层。幸运的是，在电梯撞到底部前，它卡在了升降机井中，哈蒙德也毫发无伤地走了出来。

这场经历似乎使他确信他是不怕死的，因为他之后开始吹嘘自己身体的不凡力量，宣称自己能够摆脱那些有害物质的影响。“我做各种对我有害的事。我去宴会大吃大喝。但经常性的锻炼拯救了我。通过锻炼，我的身体会摆脱所有对我不好的东西。”在七十七岁时，他仍然保持着强壮的体魄，他的自我评估看起来确实有道理。哈蒙德告诉媒体：“在我生日那天，我会跑四英里，只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我没变老。而且我想要在我有生之年坚持下去，估计我不会活过一百一十岁吧。”八十岁时，他仍然常去健身房。但到了1944年，在他八十六岁时，死亡终于来了。他陷入昏迷，在他心爱的女儿去世几天后离开了人世。

弗莱什曼和哈蒙德的勒脖实验尽管很极端，在面对罗马尼亚医生尼古拉·米诺维奇的壮举时仍然黯然失色。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米诺维奇被聘用为布加勒斯特国立科学院的一位法医学教授，当时他开展了上吊死的全面研究。和他的前辈们相似，他觉得有必要自己体验一下他正在研究的死法，就好像在死亡边缘跳舞的**太大了，让人难以抗拒一样。

他建成了一个系统，使他可以自行窒息—在绳子一端打了一个吊颈结，绳子穿过一个装在天花板上的滑轮。他躺在一张折叠**，将他的头放进套索，然后紧紧地拉动绳子的另一端，力道足以将他的头和肩膀从**拽起。套索在他的脖颈处收紧，他的面部变得紫红，他的视线模糊了，但还听到了哨音。他只坚持了六秒，然后意识开始溜走，使他不得不停止了实验。

然而，这样并不够。他想要完整的套索吊挂在脖子上的体验。于是他安排了助手来帮他实现。他在绳端系了一个不会束紧的绳结，再次将自己的脖子放进套索中，然后给出开始的信号。助手们使出浑身解数向后拉绳子，他的脖子被吊起，离地两米。他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感觉：

我的脚一被吊离地面，眼皮就用力地合上了，我的呼吸道如此彻底地被阻断以至于不可能呼吸。我甚至听不到握着绳子的雇员大声倒数秒数的声音。我的耳朵里在鸣响，疼痛和需要呼吸的感觉令我缩短了实验，因为我承受不下去了。我必须下来。

在第一次尝试中，他只坚持了几秒钟就失去了勇气，给出了停止的信号，但是在实验中坚持更长的时间，成了他对自我的挑战。他注意到弗莱什曼令自己窒息了整整两分钟，这一壮举令他感觉自己如同笑柄。米诺维奇，显然天生就很有竞争力，他推测自己应该能轻易地做到像对方一样强悍。所以日复一日，他重复着实验，试图打破自己的纪录。最终，十二天之后，他在半空坚持了整整二十五秒。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极限，他得出结论—弗莱什曼肯定说谎了。他写道：“在上吊的症状都有哪些这方面，我同意弗莱什曼的说法（他在自己身上见证了这些症状，我也是），但我无法承认一个人有可能坚持这个实验两分钟，而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失去知觉。”

然而，米诺维奇还没完成实验。有一个终极实验吸引着他—从天花板上用一个会束紧的吊颈结上吊。他系好了绳结，再次把头放进套索中，然后给他的助手信号。他们一拉绳子，瞬间他的脖颈产生了一种灼烧的疼痛。绳结束得太紧了，他疯狂地向他的助手挥手要求停止。他只坚持了四秒钟，他的脚甚至还没离开地面。尽管如此，脖子受到的伤害却使他在整整一个月里都能感受到吞咽食物的疼痛。

1905年，米诺维奇发表了他研究的结果，出版了一册二百一十八页的权威报告《上吊的研究》。这即刻成了这一主题的经典参考材料—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这本书有在线完整版，值得一看。即使你不懂法语，也可以看看米诺维奇书中的自我实验的照片。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有着浓密的头发和小胡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脖子吊在天花板垂下的绳子里，他躺在一张折叠**勒自己的脖子，然后骄傲地炫耀着脖子周围明显的瘀伤。他做这一切时都穿着价格昂贵的西装裤子和精美的马甲，显然为了实验，他只脱掉了夹克，摘下了领带，他肯定不想让读者将他与底层阶级的人相混淆，事实上米诺维奇在罗马尼亚以富有的艺术赞助人的身份而闻名。他用自己的个人财富创办了一间民间艺术博物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

寒冷致死

上吊的方便操作性和可逆转性可能使它成了调研濒死体验的首选方法。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人接近死亡的边缘，而研究者们也尽职尽责地探索了这些方法。尤其是剑桥的生理学家约瑟夫·巴克罗夫特爵士，他将这些实验称为他的“临界科考”，获得了所谓的“抗拒死亡实验专家”的名声。

巴克罗夫特第一次在实验中与死亡擦身而过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自愿暴露在氢氰酸（即普鲁士酸）气体中。毒气室里一条和他在一起的狗九十五秒后死亡，但巴克罗夫特等了十分钟，才踉跄地走出来，胳膊里抱着那条狗，宣布他感觉头晕眼花。1920年，他将自己关在了一间密闭的玻璃笼子里，测试生存需要的最小限度的氧气量。他的同事将空气调到相当于一万六千英尺海拔高度的稀薄程度，巴克罗夫特在这个环境中待了六天，直到他的整个身体都呈深蓝色。之后，仍然是在那十年间，他在一个空气中含有7。2%二氧化碳的房间里待了二十分钟，这使他得了严重的头疼，失去了方向感。他说他可不想再重复那个实验了。然而，他与死亡最近距离的擦肩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他决定冷冻自己。

巴克罗夫特把身上的衣服脱光，躺在一个冷冻室的沙发上，窗户开着。一开始，他瑟瑟发抖，弓起身来保持温暖。他发现很难意志坚决地留在房间里。他不断地想：“我可以现在就走出去。”但是他留了下来，在大约一个小时后，一种奇怪的心理变化发生了。1936年，在耶鲁大学的一次讲座中，他描述了发生的事：

当我在冷室里光着身子躺着时，我一直哆嗦，我的四肢弯曲着，像是要缩成一团，我感到很冷。然后有一刻，我伸开双腿；寒冷的感觉不见了，继而出现了一种温暖的美好感觉；“享受温暖”这个词最适合用来描述我的情况：我在寒冷中享受温暖。

他的感受表明他离死亡非常接近了。这种现象经常在致命的低体温症的病例中见到。

在死前不久，随着神经末梢陷入混乱，人会感到强烈的热度，就好像身体着了起来一样。寒冷的受害者经常撕下他们所有的衣服，在冰雪中爬来爬去，努力尝试给自己降温。生理学家管这种行为叫“悖论式脱衣”。对巴克罗夫特来说幸运的是，他的一名助理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了，然后带着一条毛毯和温热的饮料冲进去救了他。巴克罗夫特活到了七十四岁，最终在下班回家乘坐的公交车上去世。

发烧致死

此前谈及的研究者都濒临死亡边缘，但是他们在边界处停了下来，不愿意再向前走下去。他们想要品尝死亡的味道，但并没有完全接受死亡的拥抱。然而，在一些令人悲伤的例子里，科学家尝试继续前进，故意模糊了自我实验和自杀之间的界限。

伊利·梅契尼科夫是一位俄国生物学家，他在免疫系统研究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1881年，他的妻子得了伤寒，梅契尼科夫在照顾妻子恢复健康的过程中，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状态，在此期间他决定自杀。他选定的方法是让自己患上回归热。他想，这样就能一箭双雕，因为这样做不但会掩盖他自杀的事实，由此减轻家人的痛苦，而且还能解答回归热是否能通过血液传播的问题。于是他让自己患上了此病，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肯定的，回归热可以通过血液传播。梅契尼科夫病入膏肓，在精神错乱中，他得到了一种奇特的启示，后来他的妻子（她从自己的病中恢复了健康）在给他写的传记中描述道：“他非常清晰地预见到了自己在接近死亡。这种半清醒的状态伴随着一种巨大的幸福感；他想象自己解决了人类所有的伦理问题。很久之后，这一事实使他认为伴随死亡的可能是令人愉快的感觉。”

幸运的是，梅契尼科夫的实验并没有完全成功，他的身体打败了疾病。他活了下来，并于1908年因为在免疫方面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后来他于1916年死于自然原因。

可卡因致死

内布拉斯加州的直肠科医生埃德温·卡特斯基就不像梅契尼科夫那么幸运了。卡特斯基是一名年轻的医生，有大好的前途在等着他。在三十四岁时，他经常为医学期刊供稿，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包括一篇刊登于《美国外科手术期刊》，名为《肛门直肠瘘管切除术：一个新的方法》的文章。他刚刚破裂的婚姻是他人生中唯一显出来的麻烦。随后，在1936年11月25日夜晚，卡特斯基决定开展一项有风险的自我实验。他给自己注射了剂量可能致命的可卡因。

见到卡特斯基最后一面的是他工作的办公大楼的夜间服务员。这位年轻的医生打电话叫他上来，帮助自己量了血压，并测试了自己的身体反射情况。这个要求略有些不同寻常，但是服务员什么也没想，直到第二天人们发现卡特斯基死于他的办公室。但是引起媒体注意的是，卡特斯基的行为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明确的自杀事件，因为在其办公室的一面空白的墙上，卡特斯基在他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就他的想法和感受留下了细节丰富的临床描述。报纸管这些叫作他的“死亡日记”。

卡特斯基写下的这些笔记并没有明显的顺序，但或许可以根据他在走向死亡时，越来越难以辨认的笔迹来排出这些笔记的时间顺序。在较早的笔记中，他清楚地说明他做出这些行动，是出于某种形式的自我实验的目的，并解释说当外敷或注射可卡因时，患者中偶见不良反应，他希望为更好地理解此事而做出贡献。

卡特斯基同时为那些可能找到他的人留下了指示：“让一名大学或者任何医学院的药理学家就我的发现给你们意见。他们的意见最好给得好一点，因为我可不会再重复这个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