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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歌江湖与诗友们的轶事趣闻上（第4页）

后听说他靠写美术评论当了四川美院油画系主任，旋又调到清华美院任教，与陈丹青同事。正赶上我此时在清华大学搞了个商业地产培训计划，而我的一位关门弟子的女友恰是他的研究生高足，于是在上苑画家村他的乡居久别重逢喝了一台大酒。而且更巧的是我和他竟同住北京回龙观大社区，相隔几条街道。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2010年春节前他约我在一家东北菜馆喝茅台，饭后去了他的居所并赠送了我一幅他正在倾力打造的基督教题材的他独创的“圣水墨”画。

张小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校园诗歌运动中的校园诗人我最刮目相看的就是张小波。其语言清奇意象独特，已初具现化派的气蕴和锋芒。“在你们当时出的油印杂志上，我看到张小波的诗让我非常的惊喜，觉得语言可以那样表达，确实被震了一下”（节选自本书《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谈（上））

后来他因“风流韵事”身陷囹圄，诗歌中断，我曾在1986年在《诗歌报》发表的诗评“第三代诗概观”中对此深为叹息“而另一位素质很高；呼声甚旺的张小波，由于诗的爆发点偏斜和非诗的干扰，使我痛惜地感到他是在浪费才华消耗激情毁灭精神”。后来在张小波的第一部小说集的序言中他的诗弟宋强曾说我的这段评价对张小波可谓“一语成谶”！据传张小波对此颇为不满认为我在他遇难时有落井下石之嫌，搞得我不明就里，无以言对……

劫后的张小波靠着过人的聪睿和商业敏感投身“二渠道”出版，并借“他山之石”高屋建瓴地策划推出了名噪一时，影响海内外的民族兼民粹主义的《中国人可以说不》一书，名利双收，关化名“张藏藏”成为公众人物。

我与张小波见过四次面，一次是本世纪初的一天我和诗友杨锦和历铭去当时“二渠道”出版的大本营“惠侨饭店”见他们，当时他和李亚伟、郭力家等在酒桌上打牌，彼此不咸不谈地打了个招呼；第二次他请苏历铭吃饭，当时历铭在海通证券任职，他对证券投资和资本?场产生兴趣。历铭邀我同去，这次倒是相互热络了很多。第三次是伊沙来京他做东约了我去。最后一次是他公益性质为第三代代表诗人出版诗选，那年选的是孟浪。在诗友二毛798“天下盐”为孟浪接风，在京的第三代老炮杨黎、万夏、李亚伟、郭力家、胡冬、赵野等都到场了，一张长条桌坐满了熟悉的姓名和变形的面孔……

宗仁发：“说到中国先锋诗歌特别是第三代包括我本人，都必须提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宗仁发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他身处偏远小城吉林省辽源市就敏锐而高韬到关注到第三代诗这个新生的怪胎！并采用出一期通俗文学再出一期纯文学、以文养文的方式，在一本地方性和民俗性兼备名字的《关东文学》杂志＂连续推出第三代专辑和特刊，异军突起，横空出世，引起当代诗坛的震惊和瞩目及第三代诗人的奔走相告！不能不说他的勇气和眼光令各路人士佩服！并由此跻身主流文坛，出任在中国文学界名正牌亮的吉林省**刊物《作家》的主编至今，并随后担纲吉林省**秘书长和副。主。席要职。但依然能始终如一，兼容并蓄地在官方与民间，主流与先锋，致仕与做人之间找到平衡和超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自甘为伯乐和编辑家，把名声和光芒让渡于更有才华和天赋的人，不惜遮蔽自己诗人和评论家的能力和身份，但也从而获得了更广泛的赞誉和友谊……”（节选自本书《精神故乡：大学、初恋与诗歌》）

郭力家：“莽汉诗歌的东北特种兵。说起第三代或前卫诗歌，东北诗人中我最认这哥们。当年他拎着一把AK以《特种兵》和《第一滴血》杀入现代诗坛，打出连发的声响！现实生活中他的嘴也是半自动的，可以与他的诗媲美：话唠式的黑色幽默。我与他神交于1989年夏，因同一场暴雨而折戟，我最早跳入商海，他来蓝城找我仍然一副腰扎麻绳的山炮模样（说好听的是嬉皮士的打扮），而我那时已经西装革履，寄身于四星级酒店，一派雅皮士的?行。

多年后在帝都相见，他己投身出版界，游走于官方与二渠道之间，吃着体制的红利，满口的愤世嫉俗，属于典型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言行分裂者，是另一种风格的卡夫卡。时刻不忘喊着热爱东北，退休后却躲到西双版纳“养b晒d”，天天微信上发他那双高高在上的臭脚丫子，一阵阵发彪式的胡言乱语亦为诗……”（节选自本书《精神故乡：大学、初恋与诗歌》）

苏历铭：“因诗结缘：损友与玩伴|我与历铭相识1980年上大学的第一天，他考上吉大，我就读于吉财，他来看望与我同寝的同乡王哲。两校仅一路相隔，犹如斯大林大街这条大河两岸的一艘巨轮和一只小舟。之后惊喜地发现都喜欢诗，他发起了“北极星”诗社刊，成为当时正风起云游“校园诗歌”的风头人物。而我则在小院高墙内孤军奋战。但我们因此结缘，明贬暗褒，互怼互抬，相爱相杀，成为半生的损友和玩伴。

他毕业后如愿进京分配至重要衙门国家计委储备局官至团委书记，可谓春风得意。但一直笔耕不辍。不但与我及东北的大学诗友们先后出版诗歌合集《北方没有上帝》和《东北1963》，还与人大女诗友杨榴红出版双人集《白沙岛》。更独自相继出版了《田野之死》、《有鸟飞过》、《悲悯》、《开阔地》等多部个人诗集。我为《有鸟飞过》写的序。他屡次劝我出版一部个人诗选但都被我婉拒，因为我对诗歌和文字持虚无的态度，尤其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但戏谑委托他在我死后为我编选出版一本遗著并写墓志铭，他一诺无辞并说一定要好好锻练身体，争取活过我！

1989年后连我都未想到他竟然放弃大好前程，赴东瀛留学。四年后归国投身证券行业至今，脚踩投行和诗歌两条船，做得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并一直潜身在全国各地投资房产，成为隐形不动产赢家。而我这个跻身地产金融专家之列的人却痴心不改地炒股票，几起几落，血本无归。我俩反向而行的专业经历一直成为他自傲的资本和不断调侃我的话题……

相交20年，在海子卧轨自杀的纪念日，为了配合《诗探索》为我出的特辑，他提议我俩在经常一起下军棋的北京香山伴岛咖啡厅做了一期《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话》，刊出后在诗友间流传一时，成为佳话。

我与历铭虽因诗结缘，但诗的风格迥异，他始终延袭着八十年代校园诗的抒情风格坚持美学和理想主义及乐观人生的写作。而我则秉持着大学时代深入骨髓的波德莱尔的丑学和艾略特的神秘主义和悲观哲学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加入中国第三代阵营并创立体验诗。所以我俩四十多年的友情很少触及诗的本质和内核，更多是生活和生命的交集和叠加，应该说他是我半生私交最深的老友，彼此了解的秘密最多，按照家乡的土话叫“狗打连环”，胡朋兔友（因为我俩属兔）。

在他去日本前，我总形象地开玩笑叫他“二溜子”，通常指黑龙江过去农村那类游手好闲，尖嘴滑舌，但却活得很滋润的家伙，并模仿快板书说唱一段：“打竹板那个板朝上，全国实行搞对象，瞎子瘸子干着急，小分头那个有希望有希望！”。每次都逗得身边的朋友哄堂大笑，都说维妙维肖，太TM逼真了！

回国后我又经常嘲讽他为“翻译官”。与他小眼睛在镜片后精光四射，环顾左右而言它，一副鲜红的如女性的厚嘴唇，到处撩骚瞎咧咧，ZCS分不清，见面三分笑，点头哈腰，口是心非，八面玲珑的形象和表情十分贴切而生动。其实他是一个智商和情商都极高的人，无论在职场和诗坛都上下其手，左右逢源；以官方和主流为主兼顾民间和江湖，如鱼得水，纵横捭阖。表面谦恭柔顺，嬉笑怒骂，但其实心高气傲，语带机锋；装彪买傻但头脑清醒；敏感且坚韧，功利而清高，胆怯却狂妄。与我的所谓强势相反，他更擅长弱胜……

2022年新冠期间，他在我们母校共同所在的城市长春搞了一场“归来仍是少年”的诗歌主题朗诵会，我当时己马放南山，但仍前往助阵。2024是我俩退休之年，他又要在长春弄一次“让美好的事情重来一遍”的最后聚会，因我己生彻底退隐江湖之念，所以他屡次相邀都被我谢绝。他一气之下把我微信拉黑并说不想看我每天神经病的发言，我也把他对等拉黑，懒得见他的整景和腔调，心想这样不错，眼不见不烦，各自安好。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更是一种境界，就只保留瘟。疫。时代前的美好记忆吧……”（节选自本书《秦皇岛不是岛，北戴河却是海》）

包临轩：“诗人、评论家与媒体达人包老师：

1985年离开哈尔滨之后，无论是每次回故乡花河路过哈尔滨或是出差到哈尔滨，我见的最多的一个人就是诗友包临轩。看着他从刚毕业时怀才不遇地在一个职业教育学院做一位普通教师，到去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当一名侃侃而谈的讲师，一路走来，最后当上了《生活报》社长和《黑龙江日报》总编，完成了一个哲学专业大学生，校园诗人到中国新闻最高奖韬奋奖得主和正厅级干部的蜕变和跨越！

因为我们这代诗人不是生在唐朝，诗无法安身立命，亦不能济世渡人，所以只能通过诗之外的方式和途径实现理想获得成功。

但他在我的眼中和心里一直是一位诗人和评论家更是一生的挚友。从1980年大学第一学期见到他的那双可爱的小虎牙和稀疏的卷毛发型就永远定格了我们一生的情谊。而且1986年我和他就联袂写过一篇批评诗坛评论泰斗，北大教授谢冕先生的文章《疲惫的追踪》，并因此一战博得些许虚名也开罪了很多同道中人……

在我诗歌历程中认识和不认识的诗友为我写的评论中，我最欣赏也最喜欢的几篇（无论是专文还是点评）都非他莫属如《都市之狼》和《爆裂的石头》。既有诗歌的感性和意境，又兼具哲学的深刻和高度，同时又穿透表像直抵人性，深谙于我。”（节选自本书《冰城，东方小巴黎，谍战之城》）

杨锦：“我与杨锦第一次见面是1983年夏天，当时大三我在哈尔滨工商银行实习。某个周末休息时特意去黑龙江大学拜访同为校园诗人的杨川庆不遇，出来接待我的是另一位诗友杨锦。他长着一双羊一样柔和明亮的眼睛，说话慢条斯理带点蒙古口音，偶尔会用舌头舔一下嘴唇，脸上总是充满温敦甚至有点羞怯的笑容，让我一见如故并从此成为一生的好友。

毕业后他分配到《人民公安报》做编辑记者，一直担任部属新闻、影视和出版机构和宣传部门的领导。现任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公安作。协副主。席。

业余时间一直坚持写散文诗，是我众多诗友中唯一写散文诗的，尤其那首《冬日，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流传一时，成为经典并入选各种版本诗选。他还曾担任中国散文诗学会的会长。

杨锦兄儒雅稳健，谦逊良善，朋友有事他从来都尽力相帮，责无旁贷。我们半生交往建立了兄弟般亲密深厚的友谊。无论我在故乡、蓝城还是在深圳工作期间他都来看过我，特别是我在北京生活的二十年里，我们更象家人一样经常欢聚，那种珍贵而忠诚的友情，一如冬天的炉火又似暗夜里的灯光温暖照耀着我们的一生……

在我们相交的半生中有三件“小事”特别难忘而温馨一一

一是1992年春我所在公司蓝城卫利行发生惊天事件被政府和媒体诩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案发一个月后，我收到他的电话，他当时任《公安报》的编辑部主任，刚接到北京市局宣传处转来的一个大案材料，希望他写一部报告文学。他一看吃了一惊，因为他之前就知道我在卫利行工作，还曾来蓝城看过我。所以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我并深表关注……

二是卫利行事件后的有一年我从蓝城去北京去看望他们夫妇，特意带了些海螺，那时他们还住在人大附近的青年公寓，晚上在他家吃的饭。可能因为途中时间较长，海鲜已经有点不新鲜了，而且吃时没有摘掉其中的发物，他和嫂夫人吃完不久后就坐在床上说有点头晕而且眼睛开始发直，吓得我赶紧给蓝城的太太打电话询问，她笑着说没事就是不经常吃不服而己。搞得我虚惊一场……

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是2023年5月我回北京办理退休及社保相关手续。他请我在apm（新东安）吃的日式料理，他因为过敏几乎从不喝酒，我因为高兴自斟自饮。饭后他说还要回部里加班，我陪他一起走回单位。沿途被查了两次。身。份。证。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于大院深处，我点燃一支烟，默默地望着灯火通明，空无一人的天。安。门。广场，不知余生何时还能再回帝都……”（节选自本书《沙漠火焰，草原海、天簌歌声与人间美味羊》

宋词：“1984年我刚大学毕业回到故乡牡丹江见习，那时宋词（本名宋玉琛）已是《牡丹江日报》副刊的一名编辑，因为都写诗，所以没多久就“混”到一起而且臭味相投。那时的宋词小伙还真有点白马王子的“份”儿，而且常常为此沾沾自喜，尤其赶上深秋时节，皮夹克小领一竖，颇似阿兰德龙……但随着相交日久，了解愈深，我发现那时的宋词其实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诗写得既传统又婉丽，与我相识后一把火烧了旧诗稿，就陆续写出了“卡夫卡式”的体验诗。结婚三年后又突发奇想说要骑单车旅行中国。于是朋友们就开始为他张罗。直到1989年初春的一天，我和其他一些朋友骑车送她到大海林（杨子荣墓所在地），大伙慷慨悲歌一番，就看着他一车出乡关了……

周围的人对他的“出走”，一直议论纷纷，其实只有我对他的“出走”真正洞悉。我敢说这些年只有我和宋词相知最契。那之前我们几乎天天形影不离，随便找个小酒馆喝酒聊天，谈诗论道，指天画地。那时我就知道宋词的心底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一个英雄主义的情结。在诗坛上，在工作中，在女人的温存里，在朋友的酒肉里都无法得到宣泄和满足。他必须走否则他就无法超越现实完善自我心理平衡。所以对他的出行我毫不见怪，认为他非走不可而且要一个人“单练”才行。记得他曾试探地约我一起去，我开玩笑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只适合精神漫游……

一年以后他一头散发，一身征尘地回到了牡丹江。朋友们高兴的一宿未睡，在他家和他的妻子一起等到天亮。见面的一瞬，稔熟的我们突然有点陌生和恍惚。但来不及长谈和深谈，因为随之我就离开故乡，一头扎进了商海。虽然其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也见过多次面，但物是人非，已经没有当时的心境了。而我的心里一直想读到他关于那次旅行的诗文??未曾想一转眼竟是在约十年后的大连读到他远在南方美城珠海写就的这本旅行文集《走来走去》。

这本文集，我终于没有失望。我看到了现实中和我以前无法看到的宋词。那必是宋词一生中情感、思想、体能和文字最闪耀、最透彻、最顶峰的一段，从此他将难望其背，成为他超越过去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他超越未来的一条源源不息的形而上之河……”（节选自宋词《走来走去》序“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