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还没睡?”我问。
她没有回答,只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
“你是不是……一直有事想问我?”
她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然后抬起头,说:“妈,我想知道——我爸是谁。”
那一刻,我心里什么声音都没了。好像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一瞬间都重新压了上来。我没有逃,也没有反问。
“你猜到了吧?”我说。
她点点头。
“只是……我想听你说。”她声音轻得像一阵风,“不是因为我非要一个‘爸爸’,而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说。”
我盯着那杯已经凉了的水。好一会儿才开口:“我十八岁那年,认识了一个人。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也没什么依靠。他是第一个对我温柔、也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人。”
“然后呢?”
“然后我怀了你。”我说,“但没告诉他。后来他……消失了。全家移民到了这里。”
她没有急着说话,只看着我。我知道她在等我继续。
“再后来,他回来了。出现在我们生活里——你认识他。”
“我知道是他。”她轻声说,“其实我早该说的。我一直都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我说,“不是怕你怨我,而是怕你更失望。”
“妈,”她忽然说,“你知道我从来没恨过你吗?”
我抬头看她。
“你有你的选择。”她说,“我不一定都理解,但我尊重。”
几天后,我收到了Horace
Mann
School的正式录取通知。包括学生ID、课表、还有一张上万美金的预付交通卡。
我没惊讶,也没拒绝。
Horace
Mann
是另一个世界。
学生几乎全是纽约上层家庭的孩子:律师、外交官、艺术赞助人、科技创始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升学顾问,每个周末都在做志愿项目或研究写作。
但Theodore
Kingsley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