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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族（第2页）

可她不能眼睁睁看他这样颓废下去——他是她走入傅氏集团核心的唯一跳板。

于是她劝他，劝得像在替天行道，说傅氏不仅是傅振业的产业，更是他母亲一生的心血，不该白白叫人拿走。渐渐地，傅煜那双原本总是晦暗的眼睛，终于在某天亮了一下，像是有一点火，即将从里头烧出来。

如今外界鲜有人知，傅氏集团的前身，名唤“煦业地产”。“煦”字出自傅煜的母亲——周煦茵之名，一位曾在九十年代里穿高跟鞋踏进工地、眼里装得下整片市政规划图的女人。

周煦茵与傅振业是大学同窗。傅振业是来自南方小镇的苦孩子，带着奖学金和一口蹩脚的普通话闯入平津；而周煦茵则出生在平津本地，家里做五金起家，彼时已小富初成，商路铺到了香港以南，货品早就漂洋过海。

大学时期的恋爱，混杂着情感与野心。周煦茵眼界不俗，慧眼识势，看准了城市化浪潮之下的土地红利，一头扎进地产。她向家中借了一笔创业金，带着男友傅振业合伙创办“煦业”。公司用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像是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署名。

靠着周家的资金与人脉，一块一块地皮，一幢一幢楼盘，像棋子般落在城市的空白处。

公司成立第三年，两人结婚，水到渠成，皆大欢喜。

但是人生常有波折，美好的故事走到这里，总要有人按下暂停。

就在周煦茵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怀了孕。

那是一个需要全力以赴的时代，而怀孕意味着要从风口浪尖退场，意味着她必须舍弃正在燃烧的火焰，转身投入油盐酱醋的静水深流。

而她没能成为时代的例外，与当年大多数女人一样，她最终选择了回归家庭。

她的淡出起初并不显眼，只是逐渐地从财务会议、从开发计划、从一份份项目标书中消失。

她不再频繁出入写字楼，也不再插手地皮谈判。再后来，她只出现在家庭照里，在餐桌旁、在菜市场里、在幼儿园门口。

起初这一切都像是心甘情愿，直到傅煜看见母亲偶尔坐在窗边，独自落泪。

他那时候太小，对许多记忆都十分模糊。只是脑海中总浮动着一些类似梦境的朦胧场景——霓虹灯、夜色、喷泉、母亲的歇斯底里，父亲的沉默以对。

他记不清那些画面自己是否真的亲眼见过，只记得不久之后，母亲离家出走，彻夜未归。天亮时，父亲抱着他，声音哑的好似吞了一把细沙：“妈妈走了，今天我们一起去送送她。”

之后的记忆是空白的，空得像死水，一点波澜都没有。只知道母亲因“意外”落水身亡。可年岁渐长后他才明白，那不过是成人世界对死亡最体面的托辞。真正的原因，只是一个女人在透支完信任与尊严后，终于耗尽了力气，下定决心做出的最后一次自我清算。

傅煜那年五岁，还没有了来得及学会如何消化悲伤，陈斯月便进了门，成了新的“妈妈”。再之后，弟弟傅炜出生。

傅炜一出生，傅煜便被送进寄宿制小学，从此离家成为习惯。

家里不再有他的卧室，原来的房间成了傅炜的书房。春节回家，他也只能暂住客卧，有时甚至落脚在佣人用的小屋里。

这些细节没有人说，但他都记在心里。他仿佛一个偶尔归来的旅人，无权翻旧账，也不被允许留下痕迹。

渐渐地，他开始以各种理由逃避回家，暑假不回，寒假不归。哪怕一个人留在空空荡荡的宿舍楼里，数日子，熬时光，也胜过回去面对那个永远没有他名字的屋子。

若说年少时的沉默还可以归咎于一种本能的逆反，那后来那场意外发生后，当他躺在病床上，浑身插着管子、半醒半昏地听见傅振业走进病房时，他一度以为自己做了场梦。梦里父亲会紧张，会关心，哪怕只是装装样子，也能给他一点盼头。

可傅振业只是站在病床边，隔着两米远的距离，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失败的投资品。医生说完“终身残疾”那几个字后，傅振业只点了点头，声音比走廊尽头那台心电监护器还要冷：“那就这样吧，公司那边我还有会。”

转身时，他甚至没多看一眼。干净利落，不带一丝犹豫。仿佛他不是失去了儿子的一双腿，只是错过了一笔并不划算的生意。

那一刻傅煜才真正明白，傅振业不是没心，而是根本不把“亲情”这种东西当回事。他要的是一个可以继承衣钵的儿子，不是一个废了的拖油瓶。他的疼爱、期待，全都系在傅炜那个还能跑还能跳的小儿子身上。

傅煜醒着，眼睁睁看着那扇病房的门被关上，像关住一场悄无声息的葬礼。他那点可怜的、少年时期尚存的幻想，被人亲手掐死，死在病床上，连哭声都闷在胸腔里无法发泄。

这些事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连与他亲如手足的许嘉曜都对此一无所知。他对那个地方的抗拒几乎成了本能，不愿去提，不肯去想，恨不能将那段记忆生生从生命里剜出去，像掏一块腐肉般扔得干干净净，权当它从未存在过。

直到后来，姜殊提起了他的母亲。

那一瞬间，他像被人拎着后脖颈从阴沟里拖出来，冷水当头灌下。这些年过得有多窝囊、多不堪，全都浮上来，一清二楚，藏都藏不住。

他曾以为自己是克制，是清高，是不愿搅入傅家那团烂泥里。可现在才知道，那叫逃，那叫软，叫自欺欺人。

人不能这么活。不能这么没骨头，低着头、夹着尾巴，窝窝囊囊地混一辈子。他腿是废了，可是脊梁骨不能也一同被折断。